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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任命为孝北县支行代理行长，严锋清思想上还有点儿小疙瘩。
他不明白市分行为什么不直接聘任他为支行行长，而要在前面加上“代理”二字。是因为他任副科长的年限不够？还是因为在与孝北县委、县政府、县人民银行沟通时出了问题？
论资历，他与赵国栋相差无几，赵国栋一年半前来孝北县，是支行党支部行书记兼行长，党政一肩挑，而他严锋清呢，党内暂时没有任职，行长还是个“代理”的。这多少也点儿说不过去。不过，想到代理行长与行长在行使职权方面并没有实质性区别，加上他也没有打算在孝北县支行长期干，所以没有过多地去纠结。
银行属金融企业，与党政机关还是有些不一样。地方党委与政府机关相比，党委绝对排在前面，政府必须接受党委的领导。党指挥枪，也指挥政。而企业强调“厂长（经理）负责制”，党组织的领导地位有所弱化，人们通常会把企业的厂长（经理）看成“一把手”，因为他们直接负责经营管理工作，权力更大，实惠更多。至于企业党组织的书记们，多少有点儿类似于“看守内阁”，有其名无其实。
为了缓解和淡化这种尴尬的局面，或者说，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很多企业在任命或者聘任主要负责人时，采取的都是“党政一肩挑”的做法，回避书记和厂长（经理）谁大谁小、哪个是“一把手”这个比较敏感的问题。
a银行孝北县支行情况比较特观上形成了党支部书记与行长分设的局面。那么，“一把手”之争就摆在了桌面上。
究竟是书记管行长，还是行长管书记，市分行的态度其实是鲜明的。正如外界所传说的那样，赵国栋东窗事发之后，市分行有意把他调回孝天城，或者交流到其他市县支行，但孝北县委不同意，尤其是分管组织工作的副书记安宁，态度比较坚决，言辞比较强硬。说是县纪委正在对赵国栋的违纪问题进行调查，在事情没有弄清楚之前，赵国栋绝对不能离开孝北县。
中国的四大银行虽属中央金融企业，但银行的各级党组织还是实行的“属地管理”，干部接受“双重领导”，没有地方党委的支持与配合，有些干部的人事任免根本就没有办法实行。包括银行发展新党员，都得地方党组织给指标，报地方党组织审批。
既然赵国栋必须留在孝北县，完全对他不作处理肯定是不行的。将他一撸到底吧，市分行又于心不忍。结果，就采取了免去行长职务保留党支部书记的折衷方案。但市分行党委的本意，是让严锋清在孝北县支行主持全面工作。这一点，上上下下都心知肚明。所以，从欧阳春宣读完干部任免文件的那一刻起，严锋清也就当仁不让地开始履行支行“一把手”的职责。
由于调总行的事情还没有着落，这其中可能还存在诸多变数，严锋清并不清楚自己究竟会在孝北县支行干多长时间，所以，他还不敢完全抱着“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想法。
身为支行掌门人，就必须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为孝北县支行做一些事情，让市分行领导放心，让支行干部员工满意。——这是严锋清给自己定下的基本工作目标。
常言道：新官上任三把火。严行长上任后烧的第一把火，是整顿劳动纪律。强调要建立支行机关考勤制度，要求机关工作人员每天上班必须签到，下班必须签退。
孝北县支行成立以来，一直没有实行考勤制度，上班下班完全靠大家自觉。至于县支行成立之前的花园办事处，那就更自由了，经常是留一个人值班接电话，包括主任在内的其他人员，整天不去办公室也没有人管。现在居然要打考勤，大家一时都感到比较稀奇，自然也有些不适应。
人事股长陈清平得到指令后，四处搜寻，终于找了一张闲置不用的办公桌，放在办公区域二楼的楼梯口作签到席。刚刚得到提拔的副股长吴涛发挥自己毛笔字写得好的优势，在红色铜板纸上面工工整整地写了“签到处”三个字，贴在签到席上方的墙面上。“签到处”的更上方，还挂了一个铜锣大小的圆形电子钟。
每天上班时，吴涛提前半个小时到签到处，把他精心设计和印制的考勤簿以及一支圆珠笔放在签到席上。每一个来上班的干部员工，都必须在考勤簿上签名。到了八点钟，吴涛就会准时把考勤簿收走。没有在上面签名的，就证明是迟到了。
到了快下班时，吴涛又会重新把考勤簿送到签到处，大家必须在半个小时之内来签退。就算你手头的工作没有做完，也要签退之后再去做。没有来签退的，说明是早退了。
一天当中既没有签到，也没有签退的，就算是旷工。
这种制度设计上是合情合理的，但大家还是感觉有点儿不适应。这不是又回到了学生时代么？别说a银行孝北县支行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就是孝北县的其他任何一个机关单位，也没有管得这么严啊！
实行考勤制度之后，每天上班的前半个小时和下班的后半个小时，大家都会前往二楼楼梯口签到或签退。因为时间比较集中，经常会出现排队等待的壮观场面。
几个行领导最初采取观望的态度，不知道自己属不属于打考勤的范畴。结果，他们发现从实行考勤制度的第一天起，严锋清就规规矩矩地在考勤簿上签名，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