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初试的内容极其简单，仅有两项，一是考官随机在纸上写下一句话，能将这句话照抄并朗读一遍，便算过了“识字”科考验，随后考官随口出一道两位数加减和个位数乘除的四则运算题，只要考生能够答出正确答案。就算通过了“明算”科考验。两项全部通过，考生便被登记姓名籍贯。按照地域进行编号，并拿到一份由县里和节度府派遣的监察人员联名签署地文书，凭着这份文书，考生便具备到延安参与科举复试的资格了。
尽管李彬和秦固这种正经儒学从本能上反对这种考试模式，但是他们也不得不承认，兵荒马乱的岁月，能够识字并且算清数目地人已经很难得了，一定要按照唐朝的“六学十一科”来考试，只怕四个州连十个合格的人选都凑不出来。
为了防止初试舞弊，李文革从丰林书院派遣了二十名学员前赴延庆两州的二十个县，这二十个学员不仅仅负责监督地方考官营私舞弊故意放水，同时还肩负着算学考官地职责，他们将现场随机出题对初试考生进行明算考验。由于这些学员不是政府官员，而进入丰林书院时又大多是外地来的流民子弟或者孤儿，社会关系相对简单，因此可以被认为是基本可靠的。
这种初试模式因为实在太过小儿科，基本上是蒙学水平的孩童就能通过，因此被延州贵族阶层戏称为“蒙试”，通过了这种考试的考生则被蔑称为“蒙生”。这个名称最早是谁先叫出口的不得而知，不过在几十年后太学寺厘定地方科举学级的时候，一律将经过了县一级科举考试的生员统称“蒙生”，这却是这个名词地发明者本人也始料未及地了。
地方初试可以简单处理，但统一的复试就不行了，在开秋闱地消息放出之后。李文革李彬秦固等人就开始着手设定秋闱的考试科目和试题了。
唐代的科举科目实在太过繁琐，且题目难度较高，李文革觉得对于大范围选拔人才不利，于是经过和幕僚们昼夜磋商，又经过和李彬秦固的妥协扯皮，最终终于拿出了一套取士办法来。复试考试科目一共七科，分别为明经、明算、明法、明词、明史、明礼、策论；对应经学、算学、法律、诗词、历史、策论六个单项专业。
复试考试共取士八类，依次为：进士、经士、算士、法士、词士、史士、礼士、书士。除进士外，其余七类士皆取单科成绩前四十名，七项成绩均列名前四十人之内者称进士出身，列名前四十名的科目少于七项多于一项者称同进士出身，进士出身者七项成绩总和前三名者为进士及第，进士及第一名称状元及第，第二名称榜眼及第，第三名称探花及第。
为了这套全新的科举复试制度，李文革和李彬秦固磨破了嘴皮子，依着他的脾气，诗词礼仪之类在他看来无用的学问根本就不应该进入考试科目，按照李彬和秦固的认知，明字和秀才科目被废除几乎是不可容忍的。李彬对于他将考试科目排在明经之后的进士取消却设为取士的最高等级更是感到匪夷所思。
最终的妥协结果是，明字和诗文考试合并为明词科考试，而明礼科则被保留，在六科之外，专设书士学位考究考生们的书法水平。
广顺三年九月的延州秋闱，尽管准备仓促过程中漏洞笑料百出留下了许多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但在科举制度的发展史上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
首先是这次科举考试改变了之前的科举单科松散的命题模式，单科试题改以道为题目的基本单位。以明经为例，原先的明经考试是先贴文后口试，经问大义十条，答实务策三道。在广顺七年的秋闱中则改为经义填空三道，经义颂咏三道，经义释义三道，经义论述一道，共计十道题。
其次是这次科举考试引入了分数概念和标准答案概念，七科每科十分，总计七十分，和原先的科举考试相比，考官的个人好恶对考生成绩的影响降低了许多。
最后是此次科举考试引入了单科和综合双类学位制，形成了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单科学士四级学位体系，使得综合类人才和各专门类别人才都能够在考试中通过成绩取向得到录取，并根据所长在未来的选官中得到适当录用。
这些新的制度，若是在两宋以后施行，已经被教条禁锢了思想和行动的儒家夫子们会群起而攻之，将这个全新的制度淹没在滔天的口水中；若是在晚唐以前施行，其过低的门槛和过于浅白的贵庶平等气息将在当权者和贵族阶层士人阶层的联合抵制中无疾而终。就是在五代十国这个特殊的年代，若是一上来甚么准备工作都不做就强行施行，也会在文不耻武不屑的反对声浪中惨淡收场。
唯独在广顺三年秋天的延州，巨大的干部缺口和过于低下的平均人口素质迫使李彬秦固等传统的士人阶层不得不在这个问题上向李文革妥协。在他们的心中，未尝没有这是权宜之计未来世道恢复太平之后自然要恢复学术正朔儒家道统这样的念头，只不过后来的局面发展，让这些历史的创造者们和参与者们自己也与过去的道路渐行渐远，当数十年后人们回首再看时，才愕然发现这次在十分滑稽的气氛中举行的科举考试竟然如此深刻地改变了天下的进程。
不过在广顺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