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0章少帅复出
华胜利得知了这次爱国学生的抗日救国运动后的消息后，他下令在抗日义勇军独立旅也宣传“爱国学习尚能如此，我们抗日义勇军独立旅也不更加地努力刻苦训练，早日将日本鬼子侵略者打出中国去”的宣传……
但是，令很多在日本鬼子侵略的东北大地上被奴役的人们企盼的是，原东北三省的少帅张学良，既然在一九三五年的十月份复出，被重新执掌了东北兵的兵权后，他什么时候能杀回到东北，赶走日本鬼子呢？
而现在的张学良和他的近二十万的东北军，现在却在西北……
张学良对蒋的不满，至少可以追溯到1934年他从欧洲回国前后。此前，张学良以“不抵抗将军”之名，率东北军流亡关内，寄寓之篱下，其地位，先从全国海陆空军副司令降至北平绥靖主任，再至被迫下野出洋，最后几乎差点丢掉看家本钱东北军，个中滋味可想而知。故而，1934年回国前后，张学良开始频繁与反蒋派领袖胡汉民联络，并欲与两广军阀合作武力倒蒋。
虽然张学良稍后感激于对自己的信任——仍让他张学良全权指挥东北军，而与倒蒋派脱离，选择继续拥蒋，但很快，这种信任又因东北军西北进行“剿共”战争中，被消耗而遭遇危机。
月到11月间，东北军在与红军的交战中损失了近三个师，尤其让张学良心疼不已。张学良的痛苦在于：与红军交战，一不能抗日以洗刷个人之耻，二是，势必消耗东北军而不能保存实力。无论怎么看都是一笔亏本的买卖。
所以，当红军在1936年1月份试图利用东北军被俘团长高福源，对驻守甘泉的东北军进行劝降工作时，张学良亲自驾飞机前往洛川与高福源谈话。张学良愿意亲自与方面的全权代表就共同抗日问题进行商谈。其部红军致中央的电报说，“张学良表示，他真抗日，愿以实力相助，急请我方派全权代表到洛川与张一谈”。lt;gt;
1936年1月20日，张学良又在洛川与代表李克农密谈了三个小时。张学良在会谈中提到，国民党内同情的国防政府主张、希望尽快对日开战者不乏其人，他自己即曾与阎锡山讨论过类似想法，并得到了阎氏的赞同。如果能站在诚意方面，他愿意为此奔走，赴甘肃、南京做大约为期两周的斡旋，如有成绩，拟约彭总及其他领导人面谈。但张氏同时又说，他不能同意提出的“抗日反蒋”的口号，强调自己对蒋颇有好感。此一时期，方面也只谋求与张学良订立互不侵犯协定，不奢望其参加反蒋。
张学良之所以强调他对蒋的好感，是因为李克农在会谈中曾竭力劝说张氏接受“抗日反蒋”的口号。红军高层电报指示此次会谈要：（1）向彼方表示在抗日反蒋基础上我方愿与东北军联合之诚意，务使进行之交涉克抵于成。（2）向彼方指出，东北军如不在抗日反蒋基础上求出路，则前途是很危险的。（3）暗示彼方如诚意抗日反蒋，则我方可助其在西北建立稳固局面，肃清蒋系势力，进一步助其回平津、东三省，军饷、械弹我方亦有办法助其解决。并暗示彼方，如有抗日反蒋诚意，国防政府首席及抗日联军总司令可推张汉卿担任。
对张学良而言，“国防政府首席及抗日联军总司令”，无疑是有诱惑力的。但更有诱惑力的，或许还是电报中所谓的“军饷、械弹我方亦有办法助其解决”。毕竟在西北地域，按实力原则，东北军最强，由张氏担任“国防政府首席及抗日联军总司令”，是情理中的事情。
红军高层所谓的“军饷、械弹我方亦有办法助其解决”，则显然是在向张学良暗示：红军的背后倚靠着强大的苏联。而与苏联取得联系，并在抗日问题上取得苏联的物资支援，则是张学良多年来一直梦寐以求的事情。
想当年，在1929年时，张学良曾轻率动用武力，试图收复由中苏共管的中东铁路，引发了著名的中东路事件，与苏联方面交恶极深。东三省沦陷后，张学良曾反省自己上述行为，自认不智。在张学良看来，列强当中，唯有与日本积怨甚深，且直接受到日本进攻威胁的苏联，最有可能援助他收复东北。lt;gt;故而在1933年夏被迫出洋旅欧期间，张氏曾想尽办法试图与苏联方面取得联系，但因苏联方面对其缺乏信任，种种接触都无疾而终……
1936年与密谈期间，受张学良敦请，原东北军将领李杜仍在上海寻找共产国际的秘密组织，但也是毫无结果。如此，当不难理解，红军高层指示李克农带给张氏的暗示——“军饷、械弹我方亦有办法助其解决”，对张学良而言，其诱惑力究竟如何了。
但这种口头上的诱惑力似乎仍不足以吸引张学良由“拥蒋”转向“反蒋”。对此，方面也有清晰的认知。1936年2月，红军高层再给李克农的谈判训令中明确指示道：“坚持抗日讨卖国贼不可分离，反对抗日不讨卖国贼。但在此次谈判中不应因这些原则问题与张学良造成尖锐对立，致妨碍初步协定订立。”这就是，此时并不奢求能将张氏拉入“反蒋”阵营，只求双方顺利订立互不侵犯协定。
1936年2月中旬，张学良在西安遇到董健吾，从他口中得知南京方面也在秘密联络，谋求用政治手段和平解决问题——董氏此行的任务，就是秘密赴陕接通与的关系，转达南京方面的谈判愿望。这一消息对张学良刺激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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