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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她对法庭所说的话，说完以后再也不看法官。她坐在被告席上，安详地望着大厅中的朋友，有时还冲我们微笑。看上去好像是刚跳了许多华尔兹后正在那儿休息。这期间，她所爱的那小伙子眼睛一直没离开她。
玛丽娜被从轻发落——在普通劳改营监禁三年，罪名是散布对苏维埃制度的诽谤。打听到她的劳改营地址，我便给她写了封信，问她从哪来的力量，因为过去她胆子很校玛丽诺契卡回信说：“佳尔卡。我穿着那样的衣服怎么可能失去自己的尊严？我的行为要与我的装束相配才对。他们来抓我，这极大地伤害了我。那天我刚从裁缝那里把这件衣服拿回来，我真说不出它有多么漂亮。我想象着如何穿着它同他一起迎接新年的到来。没想到他们突然来找我。我意识到我再也参加不了什么晚会了。绝望中，我把那件梦幻般的衣服穿在身上，来到了监狱。在我的想象中，除夕之夜我同他在一起。这都是因为这件衣服。我还是个胆小鬼，一个软弱的人，像过去一样。”
我把信拿给他看了。他立即赶到劳改营去看玛丽娜。现在两个人关系很好，玛丽娜很幸福。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件吉祥服。
佳丽娜讲完后，大家争先恐后地讲各自的故事，全跟衣服有关系。事实表明，买衣服或帽子不仅能改变女人的心情，而且能改变她的整个生活。
例如，爱玛透露了一个秘密：“在戏剧学院读书时，我的梦想是买顶漂亮的小绿帽儿来配我的红发。从那以后，每当心情不好时我就对自己说：‘看来我该买顶小绿帽儿了’。我往往去商店花很多时间挑选，要没有绿色的，我就试其它颜色的，然后买一顶，这才满意地回家。我有许多这样的帽子，都不知该怎么处置它们。光绿色的帽子就有一打，你们谁想要吗？来挑吧，免费供应。”
但没人对绿帽子感兴趣，于是奥尔佳讲起了她的故事。
故事之七
女工契尔佳讲的是两位母亲的儿子在产院被调了包，以及她们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第一天我就差点儿讲出这个故事。之所以没讲，是怕吓着你们。现在好了，大家都和自己的孩子混熟了，谁也不会担心自己的孩子与别人的调了包。因为我的故事说的就是调包的事。
两个女人住同一产院的同一病房。一个是列宁格勒当地人，是一位工程师；另一个是乡下人。这位列宁格勒人是在排队买食品时开始宫缩的。她俩躺在同一产房，同时生的儿子，产后住同一病房，因此结下了友谊。同我们在座的一样，她们也是不同类型的人，但女人在一起总能找到话题，也有时间相互了解。
后来她们出院了，相互道了声再见，以为再也见不着了。
五六年过去了，那位工程师有一天去市场买土豆，突然看见了在产院结识的朋友正卖菜呢，她们彼此相认，并为重逢而感到高兴。
“你的儿子好吗？”农妇问。“上帝又赐予你一个孩子吗？”
工程师治了多年不育症，盼了好多年才盼来那个孩子，后来没再生。“这孩子很不错，我和丈夫都挺高兴，我们没再要孩子。我丈夫唯一不解的是，埃迪克长着一头红发，而我们家的人都是黑发。或许这孩子有点象乃乃。”
“我们科尔亚也是，他长了一头黑发，象甲虫一样黑。我丈夫起初跟我开玩笑说：‘这小黑孩儿像谁呢？他却不象是俄国人。’”工程师是犹太人。她从包里掏出儿子的照片给农妇看，农妇抓过照片，凝神细看，低声问：“你说你的儿子叫什么？”
“埃迪克。”
没想到农妇大叫起来，声音之大整个市场都能听见：“我儿子，我亲爱的小儿子。他们怎么给你起了个这么讨厌的名字。你怎么成了人家的人，亲爱的？”
她又哭又叫，最后招来了值勤民兵。但她丝毫没觉察到，只是一个劲儿地指指照片，又指指工程师，悲愤地哭诉道：“她把我儿子抱到她自己家去了。”
工程师不知她为什么突然大吵大闹，吓得脸色灰白，昏了过去。幸好市场上有急救站，派来个护士。护士救醒了她，俩人都被带到了民兵纠察队接受审讯。最后他们记下了她俩的住址，并让她们找法庭解决问题，因为这不是他们能解决的事。
去法庭之前，两个人都平静了，决定先去看看孩子，以弄清是否真的调了包。工程师叫了辆出租车把农妇带到了自己家。在路上，她就让农妇保证只是看看孩子，什么也不许跟孩子说。
到家了。农妇看了那孩子，也就是埃迪克，坐在那儿又哭起来，但她遵守协议，什么也没说。然后两个人走出家来到街上，农妇对工程师说：“没错，索菲娅，肯定是调了包。
你的埃迪克跟我的丈夫一模一样，他是红头发，跟我们其他几个孩子一样。喏，这是我的地址。去看看你真正的儿子吧。
但协议照旧：什么也别说。“
第二天，工程师为农妇的孩子们买了一大堆礼物，乘车去了三百公里以外的洛德诺依波利。她在那儿看到了什么呢？
五个孩子坐在板凳上——四个是红发，一个是黑发。她不由得急忙走过去看这个黑眼睛，卷头发的小科尔亚——他简直是她儿时的翻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