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他状态不对，立刻握住枪管，用拇指堵住枪口，另一只手捏着他的肩膀低声说：“冷静，不能开枪！”
冷静是聂诚最宝贵的品质之一，然而控制不了记忆中的悲伤、疼痛和恐惧在脑中一一闪现。
他曾经哀求过：恳请他们放过郭英，她只是一个高中生，她什么都不知道，与整件事情无关，折磨我吧，怎么折磨都行，杀了我也可以，求求你们。他声嘶力竭地哀求，在空中挣扎，而回应他的只有嘎嘎大笑。
人的恶，比魔鬼更黑暗。
他不想成为他们，他其实不想杀人。
他冷静地关闭保险栓，回过神来发觉三九天里衣服已经被冷汗沁透。
他和姜准谨慎离开立刻报警，等警车赶到时通缉犯早就不见踪影，只留下一群虾兵蟹将。
之后再没人在本市看到那些人的踪迹，聂诚也在半年后离开了刑侦队。
领导、邵队和姜准都恳切地说他做得是对，只有法律才能判一个人有罪。聂诚深以为然，但在感情上丝毫没有放过自己。
他偶尔会想，杀了郭英的凶手就在眼前，他竟然无动于衷，他至少可以夺走通缉犯的行动能力。难道他是怕影响自己的前途吗？极端的自我否定也不能折抵他的内疚，他根本开不了枪。
姜准很清楚，从来没后悔过去阻止他，他知道没有他聂诚也不会做杀人的选择。与其让他更加自责，姜准宁愿帮他做出选择，他宁愿他恨他。
如此清晰的事情，现在聂诚说不知道。
“当时姜准及时提醒了我，然后我选择了报警。如果他没在，我不知道事情会发展成什么样。后来人没抓到，姜准很歉疚，我知道他是对的。在国家法纪面前，他做得很好，在私人感情面前，他也做得很好。他帮我下了一个难做的决定，我很感谢他。”聂诚平静地说。
监视室里，姜准猛然捏紧拳，迟迟没有要求吴泽提下一个问题。
理智上的感谢和情感上的原谅基本上是两码事，聂诚自始至终都明白他的好意，却两年没有和他联系。
他有一刻产生了事成的兴奋，但聂诚眼中的隔阂让他再次清楚，聂诚不会真的将责任归咎于他人，他的美好品德从来只折磨自己。他一意孤行地拉仇恨，并没有真正起到预想中的作用，真正盘桓在他们心中的事还是因为案发前的事。
他们都需要再想想，冷却一下这中间难以面对的苦痛——关于抉择、使命、责任、愧疚等等情绪以及一个高中女生死不瞑目的怨恨。
——“哥，杀了他们！杀了他们！为我报仇！”
郭英临死前歇斯底里的哭喊又在聂诚耳边回响，之前做出的决定并没能分化成为后悔或是内疚，零零散散全成了犹豫和彷徨。
聂诚继续说：“你问我是否曾经对这些人动过杀念，当然有，但都是在我见不到疑犯或没有武器杀死他们的时候。在我真正有能力杀他们时，我不知道。根据之前的事实是，我没有杀。根据这次的事实来看，我不知道。”
整个监视室陷入长久的沉默，姜准没再说话，吴泽继续问：“离开现场后你回家都做了什么？”
“洗澡，换身衣服，带了手机、钱包、手表和医保卡打车去医院。”聂诚说。
“你刚说有人给死者打了电话，但是现场没有发现手机。你怎么证明？”吴泽说。
聂诚说：“查一查通话记录，那时是下午4点20左右。”
接下来的问题不过是换着方式试探他的漏洞，不过他该说的都已经说了。吴泽依旧耐心地、掰开揉碎地一一了解，然后突然想起来什么似地问：“对了，你那个暗号什么意思？”
聂诚不为所动，说：“几天前姜准向我咨询案件时提到过，我没有见过也破译不出来，当时我建议将它交给专家。这个很有可能是杀害何乐全的凶手留下的。”
吴泽简直要吐血，忍也忍不住地瞪了一眼监视室，连暗号的事都跟他说了，这还让他怎么问？你丫和聂诚好得都快穿一条裤子了，自己来审啊！
他悄悄地深呼吸，指挥祖星辉上，该问地都问了，小将练手时间到。
这回检察院很快就批捕了，他们问了几天没有新的口供，也没有证据表明聂诚和何乐全的死有关。
7月19日上午，吴泽和祖星辉组织辨认，聂诚在十张照片中一眼就找到了郭英案的两个嫌犯，并准确地指认出这次的死者。下午姜准、祖星辉和张杰明带聂诚去指认现场，这是案发之后他第一次来这个地方。
兴义巷这片以前是租界，都是二层小洋楼，后来政府收用，靠近市中心的几幢成了办公楼，还有一些由国有银行租了，其余的都空着，稍微往里面走点一年到头都没人去，过道上还堆着原住户的些许杂物。成为凶器的衣架要是放在沈阳道上，比大多数地摊货年头都久。
他又讲了一次案发经过，认真配合曾经同事们的一次次发问，核对后在笔录上签了字。
回去时姜准和他一辆警车，空着副驾不坐，坐到他旁边，用一副介于关心“昔日差一点就成为情人的老友”和“法院还没定罪的嫌犯”之间的语气问：“没不舒服吧？”
“没有。”聂诚说。他觉得经过这次折腾，对凶案第一现场的忍受程度在恢复。
姜准点了点头，心里算盘打得啪啪响。他当初硬要拘留聂诚目的其实有三，其中两个已经达成，一是这案子摆明了有问题，他担心是有人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