虑主要是围绕价格和资源的调配而展开。在一个存在私有财产经济的前提下,生产者和消费者可通过价格来调节他们的生产和购买,以此为导向而进行资源的调配。然而在一个生产资料公有,劳动产品按需分配的共产社会里,失去了价格的导向,我们很难获得按需分配中的‘需’。由此,社会资源的分配就会变得低效,从而对生产力产生负影响,如此又进一步阻止了按需分配的可能。正如米塞斯所指出的那样:社会主义共同体的经济条件使理性经济计算为不可能。这里,我并不想把话说得那样绝对,然而在现有的条件下,我们确实没有更有效的手段来进行资源的调配和生产活动的安排——除了市场自己。”明楼说完看向陈云。陈云长了一张方脸,带个鸭舌帽,显得脸没有那样方,笑起来很是稚气,说起话来却条理清楚,半点孩子气也没有。

“古典主义的这套如果真的有效,欧洲之前的经济危机难道是巧合?巧合了这么多次,也就算不得巧合了吧。如果不是巧合,那我不禁要问,市场真如明兄说的那样有效么?”他走到黑板前,在黑板上画了四个环环相扣的圆,“要实现你所说的合理的、理性的调配,一者,不可有保护主义。地区保护主义,国家保护主义,怎样都都不行。”他在第一个圈里写了一个保护主义,然后打了一个x。

“二者,没有垄断。如果大家都喜欢同一样东西,势必会造成‘垄断’,这样你所说的合理调配也不是不可行的。”说着在第二圈里写上垄断,又打了一个x。

“三者,我们人人都是土行孙,日行千里,所有的买卖交易,都只要付货物钱,而且一眨眼就立等取货。”他犹豫了一下,不知道这第三个圈里写什么,明楼站起来,在那圈里写上一个“交易的其他成本”,然后替他打了一个x。

陈云笑笑,再第四个里头写上“蠢蛋”然后打一个x,笑道:“最后也最重要,这世界上一个蠢蛋也都不许有,大家都要知道正确的价格,根据价格做最正确的选择。”

写完抹了抹手,陈云笑道:“这四个条件,一个做不到,你那市场就不管用。市场一不管用,就又来老一套,我们太好啦——我们不太好——册那完蛋啦——总算喘了口气。一遍又一遍,每次都把人民再剥削一遍,反反复复,不见得有怎样高明。再者说了,你说我们没办法知道需求,那可不一定。很多年前,我写一封信寄到北平去,马车要走上小半个月,现在你能拍电报——不是针对你,只是瞧着你家兴许还有电话呢——消息已经快了许多,将来,或许有一天北平需要什么,政府立即就知道,立即安排好,苏州的厂子当下就能产。”

“你的说法有道理,然而也是建立在将来的基础上。打个比方,我家在上海有设米粮的门面,最快最快也要当天收柜的时候才能知道这一天的卖量,只有最有经验的老掌柜才能根据天气和销量估计出这之后的情况,决定苏州那边送多少米过来。他们现在还是靠去一个人到苏州下单子,再假设我在两处都设了电话,最晚也要头天晚上才能告诉他们。夜晚要是开工,工人们也要休息,不太现实——否则真成了你老说的剥削了——算作他们第二天一早开工吧。土行孙是稀罕人物,送米到上海,我们还是用船的。我们再奢侈一些,用汽车,最快也要一天才能运完。这种情况下,已经多出一天库存的风险来。我们用方差折算一下便可知道这里头的有多少风险。这是如今市场的调节,若是再多出一环来。我连夜把上海所有米店的掌柜的都叫来,一起算,算上一晚上,兴许能算出来这总需求量,然后告诉一个统领的机构,叫他统一安排起来,再告诉江浙送米过来,这要多久?自然,这也有好处,如果安排得当,省却许多无谓的路费和损耗。然而这中间的人力花得太多,时间上也拖得很长,米这种东西如果天气不好,多出多少损耗?这还只是米,换做水果呢?换做鲜花呢?总不可因为将来能飞,如今连路也不愿意走了。”

两人一齐瞧向杨先生,杨先生笑了笑,道:“两个小友说得都很好,现如今在欧洲和美国,两个观点也是互不相让。与我个人而言,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经济政策, 因着这时代和生产力也在不停发展。你们两个人争论的核心,便是如何确定价格,了解需求——或者在阿云的体系里,‘价格’直接过渡到了需求。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中,他沿袭了李嘉图的观点,认为商品价值由生产这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因而在一个共产的社会,在生产力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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