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如是这个月来的实习生，听了黄佩的话瞪圆了眼睛，道，“那……会不会出什麽事啊……”
黄佩道，“哪里会出什麽事，就是人老了，有时候犯糊涂。”说著，偷偷地看著一点都没有注意到他们的方君禺，又道，“多少年前的事了，估计老人家自己都记不清了。”
崔如道，“老是……老是这麽自己解闷吗？”她倒是没把自言自语这个词说出来。
黄佩道，“也不是，就是前几日从台湾过来一封信──这不，又怀念起以前的事儿来了。”想了想，又说，“老人家也不容易，打右派的时候也差点没了命，後来平反了，没家没亲人的……”後半截的唏嘘就咽在了空气里，她叹了口气，又摇了摇头。
崔如还年轻，好奇心也重，听了就问，“什麽信啊？”
黄佩道，“据说是旧友张谨青生前写的信，只盼著有一天能送到他手里。近日才费了周折从香港转过来的。”她终究也没说得明白，信她是没看的──她倒是想帮著读，但方君禺不让。她也有些纳闷那薄薄的一张纸上究竟是什麽重了千金的字。
再说，早就是旧年旧事了。
旧年的时候，张谨青而立之年，他的前半生在那个年代里就仿佛是一个必然。十几岁的时候娶了大他三岁的妻子，而後赴美留学，那时革命之风盛行，他也是血气方刚的少年，早有了报国之心。
再之後，几经周折，他如愿以偿的进了黄埔军校。
张谨青，男，山东临沂费县人，黄埔军校七期步兵。
方君禺後来知道的，也就是这些。
张谨青的信，写在三十七年前，算是临终的绝笔。
他写了四封信，嘱托儿子寄给那些应当记得他的人。但这是极为不易的，找了这麽些年，张谨青的孙子终於也就找到了这麽一个。
其他的，不是死了，大抵也是音训无凭了。
方君禺认识张谨青的时候，张谨青在军统任职，他以一个杂货店老板的身份和方君禺相识，然後成了方君禺的房东。
那个时候，方君禺留日归来，加入共产党，後来摆在明面上的身份是女校教员。
短暂相处的三个月以後，张谨青以一个过客的身份，短暂而匆匆的路过了方君禺的生命。方君禺就如同那时候任何一个有些志向的青年，而张谨青的形象则代表著守旧而懦弱的无知国民。
只是，看起来而已。
方君禺再见到张谨青的时候是1943年的夏天。
方君禺对这个时间记得很清楚。
那时候他依旧是地下党员，二十出头的年纪，一派文人的姿态。那年他从南京转到了哈尔滨，任务完成得很好，他奉命转移，一切待命。
方君禺依旧做他的家庭教师，学生对他很是仰慕，那个学生不是别人，正是当时哈尔滨警察厅警务科副科长的女儿。
也就是借著这个机会，他认识了警务科的副科长，高子均。
反正他是待命的状态，随便打探打探，结交结交，以後，也终究是用得上的。抱著这样态度，他开始了在哈尔滨为期三年的生活。只是当时他还不知道，他要住得这麽久。
说起来，虽然他年纪不大，但也算是跑过了大半个中国。长一点的一两年，短一点的不过几个月。
上海，南京，重庆，沈阳，厦门……
从他离开家的时候，他就知道，他注定是有家不能回的了。虽然伤感遗憾，但却始终未曾後悔过，为了他的坚持，他的梦想。
到了哈尔滨，房子是找好了的，他的房东是一个俄罗斯老太太，耳朵有点背，能听得懂中文，但说得不是很利索，不过还好两人除了房租之外也没什麽需要交谈的地方，就这样平静的过了半个多月，然後他在一个不可能的地方遇见了张谨青。
那是高子均的一个私人宴会，就在他家里举行，邀请了当时哈尔滨所谓的上层名流，他这个家庭教师搀和在其中，不伦不类。
其实这等好事，是轮不到方君禺的，只是因为高子均觉得与他格外谈得来，他谈吐又好，流过洋，没有反日的表现，而且年纪不大长相又不错，加之女儿对其又别有青睐，高子均便有意抬举他，让他结识在哈尔滨真正掌权说话的人。也算是把他作为後备女婿的人选之一了。
方君禺自然是不会真的拒绝的，谦虚了几句，推脱了几声，便也就答应下来。高子松送了一套西装给他，意思极为明显。
彼时宴会上方君禺四处寒暄，意外的发现张谨青出现在会场上，高子均还乐呵呵的介绍说，“这位是田中先生，虽然是日本福岗人，但也算是半个中国通，十三岁就来了中国。”又对张谨青道，“这位是方君禺方先生，曾经在日本学习，想必两位一定格外有话要说。”
方君禺忍不住的去打量张谨青，他很是诧异他的前……前房东为什麽会突然变成一个道貌岸然的“上等人”。
张谨青对他微微的笑了一下，举起酒杯。
方君禺点了头，二人并肩行走时他突然回过身极其不礼貌地捏住了张谨青左边的耳垂轻轻一翻。
他终於的确是确定这个人是他叫做李福的房东，因为李福的耳垂後面有一颗痣，极小，那是他在李福被蚊子咬了捏著耳垂来回扭著解痒时意外发现的。这种小事他早就忘了，偏偏现在又极突兀的出现在了回忆里，清晰明了。
方君禺做完以後，却仿佛突然被泼了一盆冷水。
他早就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