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详细阐释则更是给他吃了一颗定心丸，解放区乃至后来新中国的私企也因此得以长期保留下来，并为中国的经济建设与工业化进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相比私营经济，太祖对于不存在剥削的个体经济反而更加在意，原来是他认为个体经济和小农经济（其实自耕农就是个体经济）一样是中国人不团结的根源所在，因此一直主张将个体手工业和商业全面合作化，以便将其转化为集体所有制经济。以培养国民的集体意识。但经过胡卫东的力谏，赤色党最终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搞一刀切，至少某些确实适合以家庭或者个人为单位经营的行业也没有强求合作化。这一方面减少了不必要的浪费（对于小城镇的餐饮、旅舍、理发等必需服务性行业，即使是连锁形式，大企业的平均运营成本也肯定比一家一户的小饭店大得多。），另一方面则保存了更多的文化遗产。尽管胡卫东个人对于很大一部分所谓的“文物”其实并不待见。
至于集体企业、尤其是乡镇企业，历史上就是太祖率先倡导的（当时叫做“社队企业”），一是为了战备、二是为了尽量消除城乡差别。因此很自然地受到了高度重视，胡卫东这下也省得多说了。而在更加敏感的外资问题上，两人的立场更是惊人地一致，尽管出发点有着很大的不同。
太祖其实并不反对引进外资，但前提是必须是有益的、可控的，并且不能损害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这是基于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和西方列强不断加强的经济侵略；而胡卫东相同的看法。则是因为历史上“以市场换技术”策略的失败虽然客观上当时几乎毫无限制的外资引进解决了中国当时严重的失业问题，并借外资的力量培养了大批适应现代企业制度的产业工人，为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工业国打下了基础；但在这个时空，由于海外支部的杰出贡献，赤色党通过与美国之间的贸易以及和德国之间展开的秘密合作。引进了总价值超过50亿美元的无数技术、设备乃至人才，如果按可比价格计算的话，这甚至超过了改革开放前二十年引进外资的总和，而且还几乎全都是可以大幅度提升中国综合国力的有效引进，其对中国工业和科技发展的帮助怎么高估也不为过。同时，在巨额资金的推动下，各大解放区蓬勃发展的工业只会令赤色党担心合格劳动力的不足，失业问题至少现在来看还很遥远。
更加重要的是，通过中德之间的全面技术合作（也不能忘了之前的引进工作），中国的绝大部分工业部门都有望在五年之内达到战前、乃至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虽然由于基础薄弱严重影响了中国技术升级的能力，当中德合作结束、那一百多万外国专家和工人也大都离开中国之后，在一段时间内中国与先进国家之间的科技差距将会不可避免地再度拉大，但据胡卫东估计，再不济也就会被拉大到十五年（事实上，由于来华外国人战后是在十年之中分批离开中国，并且还有两三成留了下来，加之中国在二战期间也赚到了不小的红利，因此这个差距最大时也就十年左右。），之后差距就将毫无疑问地再次缩小，而即使是十五年的科技差距，也远比历史上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外差距要小得多，而且因为工业化开始更早，这个时空中国的整体工业实力就更非当时可比了。
正是有了这样的底气，胡卫东才敢于提高外资进入的门槛，想来投资可以，但必须对中国有实实在在的帮助，可以是中国尚未掌握的科学技术，也可以是先进的管理或者经营方法，类似后世那些低技术含量的外资企业想要进来，那是门都没有。而如果确有中国急需的技术或者其他资源，解放区乃至后来的新中国政则会给予超规格的优惠条件，这一条同样适用于国内的企业。值得一提的是，类似福特公司这样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还是可以享受到不少优惠条件的，但这些顶级的工业巨头来华投资的话，技术含量本来就不会低到哪儿去（。）
第四百四十三章 公平竞争
除了单一所有制的企业，股份制的企业在国民经济中也占有一定的比重，而且这个比重肯定还会越来越大，对于这些“公”还是“私”相对较难界定的企业，胡卫东确定了只看控股股东的基本原则，但后来大家很快就发现股份制企业有别于单一所有制企业最大的不同只是信息公开，另外募资也相对容易，其他并无大的区别（股份制企业更适应现代企业制度，但往往内耗也多，单一所有制的企业只要经营得好，未必就比股份制企业差，特别是在企业规模还不算大的时候。）。事实上。除了烟酒等几个国家不允许其他所有制经济介入的垄断行业之外，解放区乃至未来新中国的所有营利性企业（注1）全都享有公平竞争的机会，绝大部分营利性国企在政策上并不享有任何特别的优惠。而这就是胡卫东在那次长谈中所说的“同等条件”
但这对公有制企业来说，却并不是什么坏事，举例来说，历史上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离退休工资都是公有制企业特有的福利，并且这钱都是由企业负担，而外资乃至民营企业却没有这个负担。加之改开初期直到九十年代全国有大批了老工人进入退休年龄，这就导致公有制、尤其是五六十年代建立的公有制企业不得不背着一个大包袱跟外资和新建的国内企业竞争，先天上就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