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
“所有美国人都这么友善，还是说只有你是这样？”
“我们，索科洛夫，复数，我们是一个独立的物种。坐下。”
逼仄的厨房里只有一张小方桌和两把不成对的椅子。靠墙放着一张婴儿用的高脚椅，漆成一种欢快的橙色。“来自《邮报》的首席驻外记者和夫人，在这里住了两年，秋千也是他们搭起来的。”
除了栗树层层叠叠的阴影，安东什么也没有看见。他问海因斯是否认识这位记者。
“只认识他迷人的太太，她的丈夫威胁说要是我再踏进这里一步，就用猎枪招呼我。”海因斯把酒杯递给他，“冰块？”
“不，谢谢。”
船正式驶入了危险的陌生水域，安东喝了一口酒，纯粹是为了避免说话，他已经后悔自己问了个蠢问题。酒有种深重的烟熏气味，像咬下一块淋了蜂蜜的焦炭。海因斯倚在桌子旁，观察着他。
“如果你想问我什么，现在就是好时机。”
“你不是邀请我来喝酒的。”
“看，莫斯科来的侦探解开了第一个谜题。”
“这是个糟糕的决定。”
“这是个合理的安排。”海因斯伸手解开他的领带，“这并不代表什么，离开这栋房子之后一切照常。”
仍然是个糟糕的决定。这是安东的第一个想法。
第二个是，他的眼睛确实是绿色的。
——
安东在伊斯坦布尔的清晨醒来，过了好一会才意识到是什么吵醒了他。电话，桌子右上角。他睡在一叠摊开的档案上，肩膀和脖子感觉像被火车碾过。他拿起听筒。
“水警刚刚捞起了一辆车，长官，”一个尖细的声音说，安东花了几秒才把它和那个留着可笑胡子的使馆雇员对上号，“但牌照被拆了，而且——”
“而且车架编号也被凿掉了？”
短暂的迟疑，“是的，长官。孩子们还需要留在港口吗？”
安东揉了揉鼻梁，“不，让他们走吧。我去拜访一下魔术师。”
他没等对方回答就挂上了电话。
路灯刚刚熄灭，微弱的天光还不足以照亮街道，伊斯坦布尔深陷在一种难以说清楚是属于清晨还是薄暮的灰蓝光线里。风不太友好，安东试了三次才划亮火柴，点上了烟。塔米娅的烟馆在西南方向，二十分钟，如果走过去的话。
他花了十一分钟。
红色粗布帘后面的木门锁上了，安东踩灭烟头，用拳头捶门，直到铁链当啷一响，一张浮肿的脸出现在门缝里为止。在那张脸来得及开口之前，安东踹开了门，踏进散发着刺鼻烟草气味的黑暗里，一只手抓住了他的肩膀，安东挣脱了，抓住那只手，用力一拧，尖叫声一路跟着他走上店堂后面的旋梯。
一个肥壮的大个子挡在走廊里，像堵砖墙，枪挂在他松垮垮的腰带上，“现在不是营业时间。”
“我来见塔米娅。”
胖子的手按在枪柄上，“她不接受没有预约的访客。”
“告诉她这是本杰明·里克特。”
“就算你叫凯末尔，我也不——”
胖子背后的门开了，他惊讶地回头看着他的女主人，塔米娅看上去就像一副裹在丝绸里的鸟类骸骨，“礼貌点，贾拉，”一只装点着戒指和手镯的爪子冲安东挥了挥，“进来，里克特，我的小火药桶，你快要把整个伊斯坦布尔吵醒了。”
“烟？”门关上之后，塔米娅问，指了指整齐码放在一起的水烟枪。
“我在找海因斯。”
“从来不懂说话的艺术，不是吗，我亲爱的？”
“他来找过你了。”
塔米娅耸耸肩，躺在长沙发上，点了一支烟，手镯互相碰撞，叮当作响，“也许我不出卖朋友。”
“你没有朋友，只要价钱适合，你什么都卖。”
塔米娅盯着他，尖而长的鼻子仿佛鸟喙，“那就开个价，我亲爱的。”
“下次你的人在基辅做小小的麻醉剂生意时，卢比扬卡的孩子们会假装看不见，这听起来怎么样？”
烟馆女主人冲他露出笑容，把烟放到唇边，“他应该还没有离开伊斯坦布尔，没有提到什么交通方式，”她呼出烟雾，“试试老艾哈迈迪糟糕透顶的旅馆，也许会在一群毒虫里翻出什么有用的东西来，祝你好运，我亲爱的。”
——
在滞留伊斯坦布尔的这一小段仿佛无限延长的时间里，莱昂看着海因斯建立了一个——使用“谍报网”这个词无疑是极其不合适的，比起网，那更像是几条松散地泡在水里的绳子。他用巧克力条和零钱逐一买下了那些游荡在大街上的小孩，让这群脏兮兮的小动物留意有谁在打探“麦卡伦先生”和他年轻的侄子。假如听到了什么有趣的风声，也可以告诉“麦卡伦先生”，有机会得到一包饼干，甚至十个里拉的酬劳，取决于他们听到的是什么。铃铛，海因斯这么称呼他们，一旦有一个响起来就该走了。
莱昂从他的角落里抬起头来，“假如它们一直不响？”
“没人在找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