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将食指抵在唇上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我能够感受到这只手此刻正激烈地颤抖着：“小声点，自从你二哥出了事我这颗心就一直提着！我今天早上听广播，据说警察怀疑这件事是有人和匪徒暗中勾结、里应外合，才能让这伙人轻易地进到屋子里，所以把在场所有的人都带回警局协助调查了。”
我不由有些恨恨：“明明就是他们自己做的事，怎么好意思说是有人里应外合？就算是有，也是暗探和警察私相授受……”
母亲的脸凑得离我更近了，我看见她的眉梢眼角都沾染上了焦虑与惊惧的情绪：“这些话是以后对谁都不要说，甚至连想也不要想，说错话的后果是你我都无法承担的！”
我想起二哥的事给母亲带来了巨大的难以愈合的伤痛，便决定将事情的真相掩盖起来，只告诉她容易接受的说辞：“唔，你记得卫二月吗，她父亲在报社里工作，知道自然比我们多。所以我们刚到现场便被她父亲带走了，所以现场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也不甚清楚。我发誓，发生那么大的事情我也和你一样看了报纸才知道。”
母亲认真地将我说的话推敲了一遍，也终于接受了我的说法。她认真地警告我，不要和二哥一样，满脑子都是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想法，现如今政府最忌讳的就是我们这些青年学生，对当局在处理先关事件时态度也是日益强硬。而作为万圣节事件的副作用，从这一天起，母亲对于我的管教和限制也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我相信，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行动自由都会受到限制。
说来也奇怪，自从万圣节那一次之后，虽然我曾经明里暗里打听过许多次关于顾作言的消息，却听说这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又一次请假回乡探亲，可能连期末考试都赶不及参加。我很清楚对于一个学生而言长期缺课和缺席期末考意味着什么，因而对这个人更多了无数的猜测与思考。而对于戏剧社的同学们来讲，摆在她们面前的难题太多，因为顾作言的长期缺席也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每逢乱世之秋，便意味着无数著名人物的诞生，同样的也伴随着无数名人的离世。在我十八岁的这一年，年初的时侯送走了章太炎，到了岁末，一代文学巨匠鲁迅先生又黯然离场。同学们在忙着备考的同时，也不由得为此伤感了一把。就像是沈仪，这一来又大出了一把风头，她怀念鲁迅的散文一下子被《文学丛刊》的编辑相中，在满是油墨香味的书籍里留下了自己惊艳的一笔。
课堂之上，曹先生声情并茂地朗诵了沈仪的文章。说起来她的文笔功底未见得就比其他的同学更优秀，甚至于我的古文功底都要胜过她。但是这些并不十分深奥的字词在她的搭配组合之下却充满了情愫，而那个长着小胡子的老先生也变得从未有过的亲近和生动。
当然，因为有了二哥的前车之鉴，又有了上一回万圣节的亲身经历，我在这种事情上头自然是不敢出什么风头，自己的悼念文章也就只限于“交差之作”。
态度决定一切，我的文章得到的评语也只是“堆砌辞藻，难见真情”。当然这并非头一次也并非最后一次得到这样的论断，总而言之我的国文先生似乎都颇为遗憾我在文学上的天分不能完全地展现出来：“什么时候能够看到你的思想境界和文采一样高明，你就能成个作家了。”先生们如是说。而我，也至始至终地坚持着自己的风格，在我漫长的一生当中注定与作家这个职业擦肩而过。
学校里的课程仍旧排得不紧不慢，剩下了大把的课余时间，是专门给年轻的学生们用来挥霍和冒险的。我本来打算同过去一样，两耳不闻窗外事，将闲暇的时间花在戏剧社和实验室里，可是却不晓得是我变了，还是这个世界变了，总之过去那种单纯的日子却一去不复返了。
戏剧社里的同学们不知为何就没了前些天众志成城的激情，连重要的社员也常常缺席定期的排练。我将这种现象归结为师兄们缺席的缘故，没有了这种异性之间的吸引力，连戏剧本身的魅力也是大打折扣。
但向文萱却对此持着不同的看法。在她看来，原本我们入社的时侯就没说过会有他们的鼎力相助，这一切都是玛丽教员的彩蛋而已，所以如今大家的缺席一定是有更深层次的含义。
原本我也只是在心中存疑，但如今卫二月的沉默是金却坐实了我的猜测，那就是万圣节活动那一天一定发生了我所不知道的事，以至于让那个整日呱噪不停的女孩子变成了深沉的思考者。
我用胳膊肘捅了捅她：“二月，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心事？你和我说说呗，说不定能想出解决的办法。”
卫二月一时没反应过来，直到看到我一脸真挚的神情，她才懵懵懂懂地说道：“哦，那好吧。”
我拉着魂不守舍的她一路走到了校门外的咖啡馆，还没等到饮料上桌便开门见山地问道：“二月，你老实告诉我，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卫二月撒谎时最显著的征兆就是顾左右而言他，她不敢正眼瞧我，只是目光四下游移、漫不经心地答道：“没什么呀，我看你和顾作言聊的不欢而散，就好心带你离开啦。”
她的借口那么拙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