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说的都是事实，可是我听了却不由得冷得哆嗦。我想，要不是进了救护团，我永远不会知道战争的残酷之处，也永远不晓得“好死不如赖活着”的个中深意。
我不想刺激卫二月已经濒临奔溃的神经，于是避而不谈这场战争，只是和她聊些无关紧要的事。我晓得她不愿意谈起家人，所以许诺说过几天让我父亲来接她出院。外头兵荒马乱，法租界因为有荷枪实弹的外国兵，倒是和往常差不了多少，在这里真是再好不过了。而且租界里仍旧是一派歌舞升平，该吃饭吃饭，该跳舞跳舞，一点儿也没受到战争的影响。等她伤势好些了，还可以一起去看南国美人陈云裳的新片。一代女英雄花木兰的故事第一次被搬上大银幕，光是想想就觉得热血。
卫二月听我说的高兴，也就配合着挤出一个笑容。只是这笑容实在没有半点欣喜的意思，有的也只有苦涩而已。再一次见到她开怀大笑便是日本宣布投降的那一日，当中隔着七八年的时光，早已经把过去那个开朗的女孩子变得面目全非。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从八月十三日这一天起，繁华的远东第一大都市上海就陷入了战争的泥沼里。无休无止的爆炸声和滚裹着这座城市。白天炮声隆隆，飞机的螺旋桨发出巨大的噪音，两个人即使是面对面也很难听清对方说的是什么。
飞机飞过时，人们就只能本能地披上湿漉漉的被子，躲到桌子下面去，虽然大多数人心里都清楚，这种程度的防护措施能够起到的效果实在是有限的。若是走背运，一个炸弹落到了屋顶上，那么恭喜您，那么快就荣登极乐了。就算是躲过了炮火，危险仍旧是如影随形。华界年久失修的房子经不起炮弹余波的冲击，墙面上很快便有大片大片的砖石滚落下来，更残破些的，则是“轰隆”一声，彻底碎成了齑粉。至于那些木质房屋和草棚，则是完全呆不得了。只要附近有未及时扑灭的明火，这些建筑很快就成了火源，将周围的一切都笼罩在熊熊的火光之中。
大地在震颤，山河在咆哮，整个上海在日寇的铁蹄之下变得满目疮痍。街头上开始出现大批拖家带口的人，他们有些穿着破旧的、难以蔽体的衣服，有的则是衣饰整洁，似乎原本家境不错，却在战争里失去了房屋、财产，虽然得以苟延残喘但是却毫无二致地都是面如菜色、形销骨立。他们就是家园被毁、无家可归的可怜人。
虽然后来国民政府特意辟出了几个收容所收容流民，但是她们每天排队领到的救济粮根本不足以满足一家老小的需要。就连最不食烟火的人，到了这个时候也认清了战争的实质。
我在救护团里日以继夜地工作的时侯，家里也出现了巨大的变故。先是父亲接到了上峰的通知，如果上海的情况持续恶化下去，所有的档案资料就要提前运出上海，绝不能落在日本人的手里。至于父亲，也希望他能做好一切准备，若是政府有需要，便和其他的官员们一起撤往重庆。大哥也带回了一个让家里人难以接受的消息。因为他出色的外语能力（他的英语和日语能力都达到了熟练的程度），所以也要立刻赶往夏都庐山。至于接下去效力于哪个部门，又在谁的手底下做事，要等他到了庐山以后才会作安排。
我想母亲一定是心情最糟糕的那个人。本来身逢乱世，就是希望能一家人团团圆圆平平安安地在一起，却没想到，好好的一个家到了此时却要四分五裂了。她好不容易和我通上话，却在电话那头长久地沉默了。
我用掷地有声的话来表达自己的立场：“你和爸决定了去重庆的话，我就陪你一起去。”
没想到母亲的想法却和我南辕北辙：“可是你爷爷和外公外婆都在上海，我不可能丢下他们不管。”
这下我可是真正错愕了：“你要留下来？多少人哭着喊着要去重庆都求不来呢。那里可是大后方，比起上海可要安全多啦。”我因为激动，声音便拔高了好几度，以至于周围的人纷纷停下脚步好奇地朝这边张望。我只好换了个姿势，将身体朝着角落，音量也刻意放低：“这样子一来，我们一家人可真就天南海北，再也凑不到一块了。”
母亲又是一阵沉默，然后用一种几乎是讨好的口气说道：“其实我想了很久，还是希望可以留在上海。这样的话，不管是你父亲还是你大哥二哥，他们想要回来的时候，总可以轻易地找到我们。”
我想，也许是因为这场战争，也许是我亲眼目睹了太多的生离死别，所以对母亲的这种情感便有了一种强烈的共鸣。我握着听筒，因为用力，手指的关节处便泛出一抹白色，我用并不响亮却十分坚定的语气告诉她：“只要你决定了，我一定会陪在你的身边。”
母亲没回答，听筒里传来低低的抽泣。我有点疑心自己是不是出现了幻听的症状，不仅在这样喧杂的背景声里怎么可能清晰地听得到抽泣的声音？我十分沉痛地将卫二月的近况告诉了她，这个向来坚强的好友如今的情况并不乐观。并且再三强调，希望卫二月出院那天她和父亲都可以来。
母亲果不其然又悲痛了一把，人在这种乱世里，难免会被感时伤事、自怨自艾的情绪所左右。和我一样，她也十分担心卫二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