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我们说到北魏献文帝拓跋弘杀死“母后”冯太后的得意大臣慕容白曜以及她的情人李奕，并株连到他们的兄弟慕容如意以及李敷，亲手制造了帝国政治天空中的两起冤案。拓跋弘为什么如此记恨冯太后，而他又如何掌握了这种和“母后”对抗的权利的呢？事情还要从拓跋弘的老爸文成帝拓跋浚死去的那一刻说起。
公元465年夏5月，大行皇帝拓跋浚撒手人寰，把偌大的一个北魏帝国留给了24岁的冯太后和12岁的皇太子拓跋弘。史书记载，按拓跋鲜卑旧例，由于拓跋弘当时还不够亲政的年龄16岁，于是拓跋浚刚一死，朝廷就出现个无法无天的辅政权臣“乙浑”，随意诛杀异己，把控朝政，但不到一年，就被冯太后“密定大计”诛杀了，然后冯太后毫无悬念的掌控了帝国的最高权利。
但我在“女主临朝”的章节中跟大家分析了“乙浑案”，通过种种迹象表明，乙浑其实并不是史书中所说的权臣，他的真实身份应该是冯太后铲除异己的“马前卒”而已。冯太后利用毫无背景和根基的乙浑打击并诛杀了以陆丽为首的“保皇派”，把原本自己和“保皇派”的矛盾消无声息地转化为乙浑和他们的矛盾，当乙浑引发众怒之后，再以“仲裁者”的身份入场，诛杀乙浑，平息了众人的怒气。可是掉了的脑袋可不会再长回去，在这一场政治的较量中，冯太后的对立面已经被铲除，剩下的就只有“中间派”和拥护自己的“太后派”了，于是冯太后稳稳把控朝政已经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不过我当时对政治势力的划分和命名可能会引起点误会，“保皇派”的确切定义应该是“大臣辅政保皇派”，“太后派”的确切定义应该是“太后辅政保皇派”。因为在当时的政治大环境下，所有人都会打着“拥护幼主”的旗号来争取最大支持，所以在当时所有人的眼中，是无法辨别“辅政大臣”是否会蜕变为“司马懿”，而“辅政太后”是否会蜕变为“武则天”的。
于是，在拓跋浚死后，冯太后在清除了一些“刺头大臣”以后，整个北魏朝堂应该整合的相当稳固，因为大家都深信数年后，冯太后会归政给年幼的皇帝拓跋弘，所以在公元465年到公元469年之间，无论是冯太后的死党还是拥护皇权的大臣，对于拥护“冯太后”这个唯一的领导中心应该达成空前的一致。
史书对这一时期的记载和上述分析也相当吻合，北魏朝政在这几年相当平稳，持续了文成帝拓跋浚年间大力发展帝国内政的势头，国库充盈。所谓厚积薄发，作为国力增强的回报，北魏帝国在冯太后领导下，抓住薛安都等人投降的契机，一举拿下刘宋帝国淮河以北所有领土，帝国疆域在短期内又一次大大扩张了，这个“战绩”是北魏帝国最能打的皇帝拓跋焘都望尘莫及的。可以想象，冯太后在国内国际上的“优异表现”，必然为她挣得巨大的政治资本，她的个人威望在公元469年帝国平定淮北的将军们得胜回朝之时应该也达到了巅峰。
可是，含情脉脉的平衡迟早有一天会被打破，公元469年是个很有意思的年份，冯太后领导的北魏帝国在南方取得大胜的同时，皇帝拓跋弘也已经年满16岁了，冯太后归政给皇帝拓跋弘的日子日渐临近。此时此刻，北魏帝国的大臣们应该憧憬着几个月后拓跋弘重掌权利的盛况吧。不过，有心机的人们应该能预见到这次的“归政”应该不会像当年文成帝拓跋浚掌权那样一帆风顺，因为几年前发生在皇宫中的一个事件，早已给“太后归政幼主”的既定时间表蒙上了一层阴影。
公元467年，拓跋弘和李夫人的皇长子拓跋宏在首都平城的紫宫呱呱降生。没错，这个新生的婴儿，就是日后主导了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全面汉化运动”的魏孝文帝拓跋宏。史书记载，拓跋宏出生时“神光照于室内，天地氛氲，和气充塞”，但事实上，这个小家伙从来到世间的那一刻起，带给帝国的就不是一团和气，而是给帝国平稳的政治气候带来了一丝异样风。
史载就在拓跋宏降生之时，冯太后立即亲自抚养，并不再过问朝政。历史的这个记载令人生疑：首先，拓跋弘此时才14岁，还没到归政的年龄，结合以后冯太后独霸朝政数十年的事实看，冯太后不可能在这个时刻放手朝政；其次，北魏朝并没有皇太后抚养皇孙的先例，皇子要么由亲母抚养，要么就是亲母死亡，由皇太后指定一名宫人抚养，冯太后此时亲自抚养拓跋宏的举动，置拓跋宏亲母李夫人于不顾，就大有依靠“抚养”拓跋宏而在未来继续控制朝政的嫌疑。如果冯太后在此时像十几年前亲自“抚养”拓跋弘那样，做如此“布局”的话，那么她早已起了“不归政于拓跋弘”之心，至少对于在公元469年拓跋弘16岁时归政的既定时间表有了动摇。而史家对于“冯太后在抚养拓跋宏的同时不再过问朝政”的叙述，则更像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粉饰了。
冯太后的这个举动当然会给平静的北魏帝国政坛带来相当大的震动，原来那些坚信“冯太后将要按时归政于拓跋弘”的大臣们想必此时此刻会心中一凛，从此看待冯太后的眼神都会多了一分色彩。原本已经整合成铁板一块的北魏政坛就在此时必然产生一道